過于熱門的旅行目的地，常讓一些資深旅行者微皺眉頭，商業的繁榮和如潮的游客，不免叫人心生距離。麗江是一個挺典型的例子，相比當下的聲名顯赫，許多人更懷念它十多年前“原始”的模樣。
在人們的諸多議論中，會發現兩個麗江城，一個舊，一個新，一個屬于游客，一個屬于本地人。其實，曾經居住在古城中的納西人雖然陸續搬遷到了新城，卻依然堅持著固有的生活理念與節奏，黑龍潭、象山與忠義市場仍是他們最常去的地方，傳承了數百年的三眼井仍在使用，年輕人像他們的長輩一樣喜歡藝術、花草和聚會……一切就像古城里隨處可見的清澈水流一樣，隨時在動，又似乎幾十年如一日。與此同時，納西人悠閑、隨性的生活方式也沒有在古城中消失，“占領”了古城的游客們，以及大量蟄伏在此的“怪咖”們，同樣是將大半時間用來喝茶、聊天、曬太陽、聽音樂，或者發呆，不知不覺中繼承和延續了某種生活傳統。
今天的麗江，與洛克、顧彼得時代的麗江，其差別并非本質上的。有些東西一直在那里，像老房子最底下的那層漆一樣，從未更易。
與藝術同眠
我們在麗江遇到的納西男人，除了好養鷹、放狗，也愛好藝術，會彈琴，會唱歌，會寫詩，會種花草，會寫幾筆書法、畫幾筆梅花，會不時文縐縐地說上幾句話。晚飯后，與一幫當地朋友聚在一起消磨時光，有的吹簫，有的揮毫，有的下圍棋，不知不覺就到了后半夜，酒也喝完了一瓶又一瓶，正好安睡。
口技聲中的一堂音樂課
“這個不難。”這是楊澤民的口頭禪，聊起音樂時常從他口中冒出來。離開納西古樂隊之前，他是其中的笛子表演者，曾參與錄制了《納西·凈地》《玉龍第三國》等多部與麗江有關的音樂作品。如今，他除了繼續研究笛子、簫等竹管樂器，還跟朋友合作組織些藝術活動。
都說“三年笛子四年簫”，能把簫吹好著實不易。聚會中，不管我們點到哪首樂曲或哪支歌，楊澤民總是那句話：“這個不難。”然后便持簫吹起來，簫音時而悠揚綿長，時而圓潤中透出幾分蒼涼，讓人沉醉。
楊澤民沒有傳統曲藝傳承者常見的“土氣”，他外語流利，對西洋音樂也十分熟悉，這與他的老師、麗江的傳奇人物宣科有些相似。宣科名列“麗江三杰”，納西古樂便是在他的倡議下恢復的。在麗江古城，隨處可見“宣科先生”的交通標語：“宣科先生提醒您，此路段禁鳴喇叭”“宣科先生提醒您，限速70公里……”每晚演出的納西古樂，也以宣科親自主持為賣點。看過他主持與表演的觀眾，對音樂有多少感覺不好說，但對這個幽默、健碩的“老小伙”都印象深刻。楊澤民13歲開始在納西古樂隊里吹笛子，接受宣科的教導，音樂慢慢滲入他的骨髓當中，他成為宣科最喜愛的徒弟之一，多次隨老師到國內外演出，遇到國際友人來訪，也多是他陪同接待。
聊起時下流行的音樂元素，楊澤民往往會惟妙惟肖地模仿上一段，比如說到酒吧的嘈雜，便會模擬音響的震動聲：“崩次！崩次！”說到貝多芬的《命運交響曲》，會用極低沉有力的聲音模仿那種排山倒海的氣勢：“梆~梆~梆~梆！”不管小提琴還是鋼琴，他都能模仿，手上還比劃出動作，像是古代文學家林嗣環筆下的口技表演者，“一時齊發，眾妙畢備”，讓人驚嘆不已，又忍俊不禁，在這種歡快的氛圍中，不知不覺地上了一堂樂理知識課。
不過，對于這些時下娛樂節目熱衷的技巧，楊澤民雖然擅長，卻不大認可。他尤其反感音樂領域的“模仿秀”，認為每種樂器有獨特的音色和樂理，演練時應該選那些符合其特點的題材，才能讓音樂最富有表現力和感染力。比如，二胡聲音偏悲，用它拉歡快的歌曲，總覺得不是那個味兒。曾有人用二胡拉小提琴的經典樂目《流浪者》，前者二弦，后者四弦，后者對變音的要求便明顯不一樣，二弦想表現出四弦的聲音，只好加快演奏節奏。若想以此迎合市場，難免貽笑大方。正如瓷器里的仿生瓷，模仿動物、果蔬尚有幾分意趣，可是發展到模仿戧金、鏤銀、琢石、竹木，就是拿己之短，比人之長了。
楊澤民比較佩服那些專注于自己專長的人，也提倡搞音樂的人要多體驗生活，以加深對樂曲的領會。流行歌手中，他最喜歡騰格爾，因為他的歌聲有一種蒼茫的感覺，“是在用感情歌唱，玩不了技巧。”
山珍味不如一筆梅
車文光也是一個瘋迷音樂的人，他是麗江小有名氣的菌類批發商，也是20世紀90年代當地頗具影響力的“南山膠輪車”樂隊的主唱，他創作的那首《玉龍第三國》廣為流傳。
車文光身在商海，卻始終沒有脫離麗江的藝術圈子。他不喜歡斤斤計較，價值不菲的松茸、松露，朋友聚會時常拿來大盤炒著吃。他喜歡古琴，常在微醺時畫一支梅花，喜歡活得如“八大山人”。對他來說，山珍味不如一筆梅。經商之余，車文光常與楊澤民等人一起，呼朋引伴，喝酒下棋，吟詩作畫，以“藝術”的名義狂歡。
占麗江人口主體的納西人，自幼沉浸在音樂、書畫及花草所構成的氛圍當中，大多都會幾項技藝，即便不精專，也樂在其中，閑了，便聚到一塊兒切磋、品評。往尋常酒吧里一坐，就能碰到許多原創歌手，在新城的小區里走走，會看到家家戶戶都在養花弄草。在他們身上，我總能發現一點“魏晉之風”。
“其實就是在玩。”說起“藝術”，麗江的朋友們總顯得有些害羞，仿佛這兩個字太過正式，是一種過分的夸獎。和車文光同在“南山膠輪車樂隊”的沈強，如此解釋樂隊名稱的由來：膠輪車是過去南山一些少數民族的運輸工具，一些窮人用它運柴火來到麗江城里賣；樂隊的幾個成員當年都是貧窮但熱愛音樂的學生，便起了這么一個名字自嘲，“意思有點像今天的‘屌絲’。”
麗江人對藝術的熱愛，與旅游發展沒有多大關系。藝術更像是他們生活中的一個元素，一如柴米油鹽。來到麗江，很快就會發現自己也處在這種氛圍的包裹之中。比如音樂，走在哪里都躲不開，吃飯時，購物時，走路時……甚至睡覺時也能若有若無地聽見。壁畫、雕刻、書畫、盆栽等更是隨處可見。夜幕降臨，人們常在廣場上點起篝火跳舞，手拉著手，很快就分不清誰是游客、誰是本地人了。藝術在這里也模糊了雅俗的界限，更多體現為人們對待生活的態度，如此而已。
在麗江的日子里，我十分享受這種無所不在的藝術氛圍，不管是傳統古樂，還是時下流行的非洲鼓，都樂意坐下來聽上一會兒，不去計較它是古是今、是中是洋、是誰所演繹，也學著麗江人把它當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有些東西比生命還重要
麗江的藝術作品大多以本地山水、民族風情為題材，其中有不少是表現玉龍雪山的。對麗江人來說，玉龍雪山不僅是一座神山，而且寄托了對美好愛情的期待。
清朝雍正年間，中央政府對西南一帶進行“改土歸流”，土司被中央委派的流官所替代，少數民族也被迫開始學習漢人的禮儀。其中，包辦婚姻制度的傳入，對習慣了自由戀愛的納西人來說尤其難以接受，不堪束縛又不愿忤逆父母的納西青年，選擇了殉情。據說在玉龍雪山上有一個“玉龍第三國”，殉情者死后可以進入這個自由國度，愛情美滿，生活幸福，有火紅的斑虎當坐騎，寬耳的狐貍幫忙捕獵，銀角花鹿代為耕耘……
納西人對殉情者十分尊重，殉情的儀式也很隆重：雙方會穿上盛裝，吃飽喝足，享受世間的最后一點快樂。對他們來說，自殺并非逃避，而是選擇新生活的一種方式，雙方父母會請來法師為他們超度，幫助他們進入“玉龍第三國”。此風之盛，一度為麗江贏得了“殉情之都”的別稱，直到20世紀40年代，殉情現象在麗江仍十分常見。
與對愛情的執著、剛烈形成反差的是，麗江人對政治可以說漠不關心。麗江曾先后被多個政權征服，當地人雖然說不上望風而降，但也沒有進行太過激烈的抵抗，他們不太在乎誰會成為統治者，但在乎統治者是否尊重他們的傳統與文化。對于他們來說，有些東西比生命還重要。沒有它，藝術可能是一種矯飾。而在自由的“玉龍第三國”，他們的生命和藝術都將獲得永生。
電影《海上鋼琴師》的結尾處，1900終于沒有上岸，小提琴手馬克斯也不再堅持讓他離開即將被炸沉的弗吉尼亞號，他知道，1900并未死去，而是與音樂一同長眠海底，正如在看不見的琴鍵上，這位鋼琴師一樣能彈奏出美妙的樂曲，藝術的靈魂不會消亡。
